行者

　　做《信报》的副刊记者与做《信报》的财经记者有什么不同？

　 　这是一份以财经（与政治）为主体的媒体。它的副刊是财经新闻与评论、政治新闻与评论，以及投资版以外的补充剂，所牵涉的范畴广阔，由文化、人物、医疗， 以至资讯科技等等一应俱全，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生活专栏、软文章，以及体育版。这样的安排，虽然并不全面反映了香港社会面貌，但基本上包括了重心部分。

我们的副刊

　 　然而，由于本报过去一直采「精兵简政」，编采人员数量不多，目前牵涉副刊的编采部同事约七至十名左右，已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时期了。这部门的记者通常会兼 任编辑工作，但这传统近一年来出现了转变。因此，我们对副刊记者的要求，是既要通才，又要是某些方面的专才，且特别注重互相之间的互补不足。而且，副刊文 章须比政经新闻评论具较多的光彩、个人风格，但又要保持《信报》一贯以来的正派与信实作风，同事必须清楚拿捏。这对前线同事与把关编辑都是考验与挑战。

　　亦因如此，副刊组负责编采的记者同事每一位都是主角，分别只是资历深浅，走的步调有所不同而已。所以，她（他）们也是本文说话人，因为他们是未来能真正让副刊的传统、方向与水准继续保持与发挥的基石。

　 　负责文化版编采工作的周淑贤是目前这一团队中，任职副刊时间最长的人。她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，在法国获工管硕士，2002年加入《信报》，当时，主管 副刊的是林在山（我那时仍在负责财经新闻采访工作）。《信报》创办人林山木夫妇已半退休，林在山开始执掌全盘业务。因此，她直接管辖副刊，可见公司对这部 分版面的重视程度。

　　周淑贤说，那时香港报行整体上与文人办报的年代已很不同；自从《苹果日报》出现后，香港许多报刊为了应战，办报方向大变，而副刊亦多变成为广告而设，为消费而设。

　　所以，能够坚持办一份不为公关、不为广告而设的副刊，维持本身风格与水准，并不容易。后来，我接手副刊后，坚决不让资讯科技版变为产品介绍，并把医疗健康版推向以基层保健、医疗政策为主的方向，便是秉承此一办报方针的明证。

　 　我们的文化版也从来不是只为介绍文化活动的版面。这些年来，我们重视思想，但同时强调兼容。两位文化版主事的同事：周淑贤与郑传鍏都是重要的把关人，包 括筛选来稿，以及互相挑战对方。因为是编采合一，两位同事既是记者，又兼负编辑之职，因此，当一方须写稿，另一方便要把第一关，而我负责最后一关。

　　所以，两人在工作过程中，可说不断地需要反省与批判。两位同事原则性极强，基本上对外不卖账，也不搞亲疏有别（特别是周淑贤，她对公司内的情况看不过眼，说话常会激动火爆，易得罪人）。

　　郑传鍏比较温和，因此便经常作为周淑贤与我之间的桥梁。他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生，重思辨，好深思熟虑，与周的「快刀斩」的急反应正好互补。

访问同事

　　郑传鍏未入《信报》前，已是资深的电影评论人。他一直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理事，文化版大部分写电影的作者与他相识已久，是他的前辈或同辈。

　　两位同事除了自己采访与写作，还要跟其他外来的作者交往，包括许多名家名笔。郑传鍏说，作者各个性格不一，有些作者愿意接受编辑意见，有时会来回修改，但有些作者是一个字也不能改。

　 　作为把关人又是记者，两位同事较贴近社会脉搏，也须知道如何跟读者沟通；但另一方面，作者许多都具专业性，在专业上有较两位同事更多的认识及亲身体验。 于是，我们在把关时，如何拿揑来稿来论的准绳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。把关人也会有偏差，专家也有面子的问题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永远处在心平气和的心理状 态。我自己也曾因拒用稿而失去朋友，从此见面连招呼都不打。因此，做文化版编采人员，不单要学习知识、磨练感觉，此外，如何跟不同的作者交往也是一门学 问。跟作者交往虽然超出了记者工作范围，但那是感受人生百态，磨练自己反思能力的好机会。

　　以上两位同事从未参与过财经新闻的采访，但另一位专做《面对面》人物专访的郑天仪则是资深的财经记者，曾在他报专做上市公司新闻，特别是问题公司。她形容那时面对的人，许多都有「贼性」！

　　本来，财经是「硬」新闻，但郑天仪偏有比团队里所有人都「软」的一面，而且好写书法，对自己文章的文字与版面设计都有要求。她说：「我阿爷是为戏院画广告牌的。」　　这还是我今次访问团队里记者同事们才知道的事。

　　对于初出茅庐的记者，财经新闻不失是一个很理想的孵化培育场。举上市公司新闻为例，因为透明度较高，当记者找到重要的独家新闻时，迟早都有披露，这对记者是一项很大的鼓励。

　　副刊新闻则完全不是那一回事。正如另一位同事林思华说，记者是一条管子，把不同的地方连接起来；记者重要的是表达能力，要比接受他访问的人更懂得表达。

　　他举例说，受访者如果是一名医生，他对自己的专业会很熟悉，但他未必知道如何令读者明白他想说的话，于是记者就弥补了受访者这方面的不足。

　　副刊很难爆出什么惊天大新闻，着重的反而是新闻与故事的层次感、可读性。这对入世未深的记者，是一件艰难的事。所以，副刊里资历最浅的李志荣，我经常都鼓励他去做自己最熟悉的新闻。他喜欢足球与体育，做这类采访会找到不一般的角度，可读性较高。我于是建议他利用这类采访来累积经验。

　　不过，副刊在时间性上不像财经新闻那样分秒必争，故此对记者而言压力也相对地较少。

　　此外，也不是每一个好的新闻从业员都喜欢面对数字，喜欢面对财经事件。我的另一位同事——郑笑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　　她是去年才加入这个团队。但其实她1979年已曾在《信报》工作过，是本报第一代的实习生，当时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今天成为新城电台高层的宋文禧。两人当年都是树仁学院新闻系学生，毕业前就留在《信报》边做记者边当编辑。据她的说法，当时是「上班多过上课」。

　　然而，她性不近财经，辗转后来便去了友报当副刊的主管，去年重投《信报》怀抱前，基本是一名自由职业人士。

这是我

　　然而，尽管副刊有本身的独特性，但《信报》以财经政治为主线，因此副刊须要呼应，也特别有条件去呼应。例如我自己是读艺术出身的，但《信报》的财经记者生涯让我对经济、金融有所认识，于是以计东平的笔名写过投资与艺术投资有关的文章。

　 　不过，自从我懂人性以来，艺术（包括音乐）一直在我的血液里发酵，大学以后已决意与艺术牵手同行。从事新闻业，是因为我觉得能令我亲近更多人的世界，学 懂沟通，而且不用出卖「伴侣」为生。加入《信报》，是我到法国留学末期的心，因为我当时认为财经界有香港最具创意能力的人，想了解他们的世界。于是，我花 了四分一个世纪把生命里的「艺术」元素拆散再整合再拆散再整合——　　这便是我了！

　　《信报》的财经与副刊记者经验都是我的世界里一部分，一给了我冷静观人世的机会，一是予我拥有搅浑内心情感的片刻。夫复何求？

　　我现在正尽能力让「伴侣」美满一点，让锺情的世界保持更多的天真烂漫与真诚。

　　亲爱的，你理解吗？